本土化，新探索——《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读后[9]

·胡鸿保 杨春宇·

郑杭生教授和他的博士生王万俊同志合作，新近推出了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我们阅读之后，很受启发。郑先生在“前言”里谦虚地称此书为“我们向社会和社会学界上交的一份作业”，并“期待着对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争论”。本文就拟谈谈我们的读后感，求正于各位前贤和同行学者。

《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以下简称《本土化》）与郑杭生、李迎生合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都是教育部一个社会学研究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本土化》又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的续集。因此，同时阅读这三部著作，进行交叉比较，可能会更有助于理解《本土化》的写作思路。

依郑杭生先生的界定，“社会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前言7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在我国由来已久，从1931年孙本文发表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算起，已经过去了70年。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学者的努力下，这一学术活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本书所言：“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文化，它具有明显的和民族差异。”（注：同上书，189页。）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三地的历程和着眼点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本土化自身的必要性或曰合法性问题应当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仅就这一方面而论，港台学者的探索颇为深入。张得胜先生撰文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逻辑出发论证了本土化的必要性。（注：参见张得胜：《从社会科学理论的性质推论本土化的必然性》，见李亦园、杨国枢、文崇一：《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5。）一开始，他对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性做了阐述，然后集中讨论了以默顿为代表的一派。这一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定的通则，而寻找通则的策略，就是著名的中距理论。张先生指出：“这一策略实在隐寓了两个基本假定：一是众多的个别理论是可以合并起来的；二是个别理论在甲时为真，在乙时乃至于在丙时依然为真。”针对种假设，他引用了布鲁默的论证，布鲁默将社会学常用的概念分为三大类，并指出没有一类可以成为类通概念，而社会科学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的不断变动，又否定个别理论积累的可能性。然后作者又讨论了社会学中的一些恒真命题，认为它们所起到的只是一种导向作用，不必积累。最后他得出结论：“社会学基本上是一门具体科学而不是一门普遍科学……因此社会学的任务不是找寻一些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律，而是不断去检验已建立的规律和已发掘的事实是否过时，在个别文化宇宙所建立的规律和所发掘的事实是否适用。”故而本土化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了。

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从学术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他认为本土化是本地学者以一种移情的方式诠释外来理论的过程，有一种去中心的功效。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形成的学术范式得到反思，一个学科积累的知识得以在另一个情境下被创造性地诠释、理解与运用，从而融入我们自身的身心状态。真理只是故事，本土化也是一种说故事的特殊编辑手法。（注：参见叶启政：《对社会研究“本土化”主张的解读》，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3）。）

尽管本土研究有着不可代替的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本地学者可以垄断本土研究的特权。内地学者许纪霖教授就对本土化中的一些理解误区提出了意见。针对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西方既有学科范式的一概拒斥，他提出，有意识形态的“先见”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文本”，即学理有其自身的客观性，不是作者原先可能的主观意识形态所能左右的。“即使是‘他者’的立场也并不必然构成歪曲第三世界的‘原罪’。我们没有任何充足的学理上的理由可以断定‘自我’（self）一定比他者更能理解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他同时指出了东方/西方或中国/西方二元思维模式的虚构性，认为二者内部的差异性在这种话语当中被抹杀了，本土化成了一种新的谋求权力的手段。和张得胜不同，许纪霖将中层理论视为本土化的突破口。最后，他指出了本土化和世界化是不同层面上的概念：“本土化是本体论层面上的概念，而世界化则是逻辑学层面上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在从事学术工作时必须从自身的存在处境出发，对一切书写的或经验的文本进行批判地、创造地诠释。而后者指的是在进行理论思考和书写时必须遵循全球学术界约定俗成的、普遍性的、形式化的逻辑规范和游戏规则。”（注：许纪霖：《本土化的理解误区》，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4）。）

从上述视角反观《本土化》一书，可以看出郑、王之作颇具特色。作者不但关注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介绍了美国、拉美、日本、印度、非洲等一些和地区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和成果，并逐一与我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对比，从而将中国的本土化运动纳入了全球化的视野之中。郑杭生教授将自己的“社会运行论”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所以本土化这一问题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便十分重要。他的“社会学本土化”的定义（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前言7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与关注社会运行的理论取向是完全一致的。本书根据社会学本土化成果的形态，将其划分为“理论问题型”、“本土社会认识型”、“本土社会问题解决型”以及“修正——创新型”四个大类；并将社会运行理论归入“修正——创新型”之中，谋求在起点上的反思性、功能上的整合性、空间上的世界性和内容上的多方面性；最终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方面看来，本书在社会运行论的理论架构中的地位便不容忽视了。

该书另外还有两点创新，给我们的印象较深。，郑杭生等对本土化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发生的时间，有与先前的研究者不一样的新看法。《本土化》一书把中国社会学史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两大时期——前一半谓之“早期社会学”，后面的则为“当代社会学”；而又以1919年为界把“早期社会学”再进一步区分为“传入阶段”（1919年以前）和“发展阶段”（1919——1949）（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3~4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数认为“本土化”是发生在20年代以后的，是对于此前单纯引进活动不满和反思才作出的努力。（注：如香港学者黄绍伦（Siu-lun Wong）即有此看法。在其专著《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中，讲述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历史时，他就认为存在一个从“接受外国社会学”到“走向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其中1910——1930年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婴儿期”，甚至因外国影响深重而被他称作“美国传教士社会学”阶段。参见Siu-lun Wong，1979，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p.11,19。）可是郑杭生等则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认为早在一开始的“传入阶段”，“本土化”的尝试就已经产生了。用他们的话说：“只要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样的社会学也就不能不有一定程度的中国化。”（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101~103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如此认识，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把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过程提前并延长了数十年。（注：当然，郑、王两位仍同意流行的说法，把社会学本土化运行在中国“正式开始”的时间定在20世纪30年代初。）

第二，放宽了学术视野，将中国化（本土化）的概念同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思想史联系起来考察。作者十分有见地地提出要“利用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史和社会学史的资料”，来“建构能解释和反映中国现实社会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社会学理论”的设想；并且总结出传统学术思想中有值得肯定和吸取的四大取向，即“经世致用的取向”、“社会调查的取向”、“整体综合的思维倾向”和“社会批判的倾向”。（注：参见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53~259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尽管这种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可是它的创新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沿着这个有新意的思路继续探索前进，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

“学海无涯苦作舟。”本书的成功与郑杭生先生多年对社会学理论的钻研密不可分。郑教授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表社会学理论文章以来，一方面对于社会学自身的“学理”做了深入的探索，另一方面又注意从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史里为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撑。在逐步完善自己的“社会运行理论”的过程中，我们不难觉察他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注：参见上书，288~234页。）他在与李迎生合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指出，严复曾把社会学看作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并坦言自己的社会学定义和社会运行论都是受严复的启发、沿着严复的思路、结合当今实际而提出来的。郑杭生还悉心对邓小平理论做了解读，阐述了“拨乱反正”这样的词句反映出中国社会思想史里研究“治乱兴衰”这一主导思想。（注：参见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37~4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看来，作者正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本土的优秀学术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才能对“本土化”的论题有入木三分的见解。

赞赏之余，我们感到此书也有可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试提建议一则供作者参考：对于学术交流的“双向性”问题若能发掘史料、予以充分展开说明，则可让读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尽管从理论上讲，《本土化》作者注意到了这层关系，但实际上对史料的发掘或史实的阐述却稍显不足。其实，所谓的“中国功能学派”（在郑杭生、李迎生合著的《新编》一书中被称为“社区学派”）的发展历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值得仔细剖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皆对英国功能主义甚为推许，并对其应用于中国研究做了很多努力。（注：参见王庆仁：《吴文藻纪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他们的成果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且影响到了国外的“关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更进一步影响到后者本土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往我国的研究者大多只注意引进消化西方知识的一面，而忽略中国学人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或曰反馈的一面。马林诺斯基的高足、英年早逝的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在其代表作《中国东南的宗族》（注：［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中曾大量征引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和《金翼》（注：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首次正式出版了《义序的宗族研究》，并重版了《金翼》。）等著作，他还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对中国同行的成果表示了赞赏（注：Maurice Freedman,“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in William Skinner ed.,The Study Society:Essay by Maurice Freed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而他的杰出成绩同时也在英国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开创了一个学派的先河。该派的后起之秀裴达礼（Hugh D.R. Baker）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他们合编的纪念弗里德曼的论文集的“前言”里就评论道：“如果说费孝通、林耀华和田汝康开创的是中国本土社会学中的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的话，那么弗里德曼、华英德（Barbara Ward）和斯泼林克尔（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研究就是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注：Hugh D. R. Baker, Stephan Feuchtwang ed.，An Old State in New Setting:Studie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in Memory of Maurice Freedman, Oxford: JASO， 1991:p.5.有趣的是，该书的封面照片选用的是摄于1937年的昆明的一个茶馆的场景，透露的似乎是中国文化对于弗氏所开创的学术流派的无穷魅力。）非常明显，中英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学术影响是双向互动，而不仅仅是单向输入式的。

《本土化》一书难免也存在某些缺陷，试举数例如下。

，对我国台湾学者的本土化努力介绍不足。台湾在社会学学术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与外国学者合作进行的“浊大计划”等科研项目为发端，以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等为代表的台湾学者积极探索社会学的中国化，无论在应用还是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对此，本书的介绍显得过于简略。

第二，关于“宗族与迷信”问题评论欠妥。本书曾论及，“关于农村宗族势力问题，有学者认为，宗族势力或的蔓延对我国农村社会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它冲击农村基层政权，干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抵制和破坏政府的法令和政策，策动宗族之间的械斗。”关于迷信，“有的社会学者认为，看相算命占卜、请神建庙宇等迷信活动的泛滥，与我国国民尤其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有关，也与市场经济下由于竞争的激烈，成功的机遇和失败的可能性都在迅速增长，以至一些人期求从这些活动中找到虚幻的精神安慰有关。”（注：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07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我们认为，且不说迷信如何界定，宗族和迷信是否必然关联，至少宗族这一领域从来就不乏深入的探讨，在海外的中国研究中宗族也向来是热点之一。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学者对这一现象持完全否定态度的并不多见，而本书中罗列的论点未免有一边倒之嫌，失之偏颇。

第三，对史料的择用和表述也不无欠缺，有些地方虽属细节，但也宜认真核实，务求精当。比如对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对本土化的看法，需要作者进一步推敲。（注：笔者愚见，本土化的活动似乎是以国民（nation-state，或译“民族”）为单位来进行的，遂有所谓中国的本土化、印度的本土化、巴西的本土化等。可是（社会学的）“印第安族的本土化”却叫人难以捉摸。印第安人（Indian）原是当年欧洲人对全美洲土著居民的统称，不宜把它作为一个国族（nation）来看待，进而“以印第安族为研究对象来构建社会学体系”（《本土化》，66页）。又如，有关“罗罗”一词的评论便失之武断。“罗罗”是自称，而“彝族”乃他称。无论林耀华在《凉山夷家》中，还是后人沿袭林耀华使用“罗罗”指称彝族，都不像作者所言那样“带有侮辱性，是对他们的侮辱”（《本土化》，169页）。）

当然，瑕不掩瑜，正如郑杭生在“前言”中所说，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发展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笔者的批评意见也大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学术评论和对话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本土化研究”的深入。无论如何，郑、王两位的《本土化》一书在目前的同类著作中堪为翘楚，总体上看非常富有启发性，值得广大学人细细品味。

注释

[9]原载《学海》，2001（2）；《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01（8）转载。作者杨春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