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文明再造（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作者：金永兵

中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力前行，复兴征程需要万众一心、凝心聚力，需要培根铸魂、固本培元，需要了解世界、理解他国，也需要让世界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而这其中，文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文化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文化事业发展需要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塑型功能，发挥好方向道路上的探索引领作用。

总在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中，以“文化自信”为核心概念，回答了中华民族应怎样获得“民族复兴”的历史自觉意识等重要问题。这些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全球视野和民族意识，它不仅面向中华民族的复兴征程，更面向全世界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新时代、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工作和发展文化事业的精神旗帜和思想旗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是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文化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升华。

提出标志性思想概念

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强大文明无疑要有深厚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要在此基础之上具备形成富有时代精神、回应时代问题的伟大思想概念的精神能力。一种只有物质基础的文明是脆弱的，物质与精神互为动力、高度发展的文明才有持续而强大的生命力，而每个文明的崛起和兴盛无疑都伴以伟大的思想创造。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强盛不只在于物质生产力上远胜过同时期其他，更在于它的发展在历史上多次迸发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道释相融合的中华文化。《论语》至今仍是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巨著，《道德经》等其他学派的思想著作也不断被西方学者关注、译介、研究。仁义礼智信、“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跨越千年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因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历经风雨如晦的年代而依然屹立不倒。同理，西方的崛起也伴随着这种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形成伟大思想概念的过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发现了大写的“人”，以“人”的概念为主体形成了一系列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思想，并通过文化艺术创造使之大放异彩。如果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精神上的启蒙与觉醒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车轮行至21世纪，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变革和发展之后，我国已具备了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物质基础。总关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复兴”“文化自信”“中国精神”“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志性思想概念，这表征着中华文明在新时代铸就伟大思想概念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

“自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性概念，它包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维度，而文化自信则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总在多个场合提出，“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应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一观点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2014年，特别是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如果说其他三个自信更侧重于回应“当代”问题的话，那么“文化自信”则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视为一个整体，是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历史与当下等多维度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的核心纽带。

如果只谈当代，“复兴”则无从谈起。“复兴”是一个辩证的历史性概念，对过去的东西进行“再造”是“复兴”的题中之义。“再造”是一种辩证的发展，它虽然要变革、要创新，但同时也要肯定过去是当代的基础、是守正创新。总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把中华文明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基础，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对传统的“文明”和当代的“文化”都充分自信，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这种双重自信中形成一种从传统到当代持续发展的历史自觉。“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不可能有民族意识层面上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只有在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中，我们才能以发展的眼光把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对文化的自信产生了对民族历史的自觉意识，说到底，文化自信是一种历史性的民族自信，这种历史自觉意识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重构民族自信、再造中华文明的关键环节。

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的要义之一就是以文化文艺的繁荣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这一理想的目标是让中华文明现代化，成为能够担负起时代重任、引领时代方向的现代化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和物质发展并驾齐驱，在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下展开，只有当中华民族拥有了独立的民族地位、具备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形成了成熟稳定的社会制度后，“再造文明”的理想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如果说我们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在生产力方面积累了雄厚基础，精神文化上也有了质的飞跃的话，那么，在这样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上，让中华文明的精神理想再次成为世界的领航员、风向标则是新的时代要求。

文化自信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如何在实现民族自立、自强的同时重拾文化自信，这是总在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为中华民族提出的重要问题。这一难题的解决，归根结底是要依靠文化传统，寻找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在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提出，要以牢牢抓住民族文化的传统为根本，认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文化现代化不是要盲目地抛弃过去，而是要辩证地扬弃传统思想，保留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使之扮演好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认识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这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出色运用。从辩证法的角度上讲，没有任何一种进步是以彻底抛弃过去为手段实现的，从世界文化现代化的过程看，文化现代化总是在传统与新质的互相促进、相互激发中完成的。这是文化现代化进程中非常具有辩证色彩的一个侧面——继承是创新的主要动力。这里说的继承不是机械地保留和复制，而是批判地使之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

文化现代化对既往传统的态度往往是解除其主导权力，保留其优秀内涵，当代中国同样如此。总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让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成为民族的精神之“根”，在上面不是开出“三纲五常”的复古之花，而是结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时代之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这种传统文化的新质，则是中华民族发展建设历程中经过风雨洗礼的革命与建设传统。这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成长史、建设史和发展史。总书记指出，“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这一论述有力地改变了一个新崛起的民族只能借鉴西方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路径，精准地指出一个民族自己的现代发展历史就是自己最宝贵的、不能丢掉的传统之一。总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则以宏大的时代气魄表明，这些历史都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它们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

民族文化自信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有血有肉、丰富充实的“中国”概念。只有这一概念形成，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文化自信”的实质就是要坚定地做中国人，把中国的道路走下去。一个获得独立的民族如果不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把自己的革命成果拱手让人，在精神上继续做其他民族、的“殖民地”。世界上不少有着历史底蕴和革命传统的，仍然处于思想上的“半殖民地”状态。在中国共产党下，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在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总明确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新中国经过70多年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时“中国气派”的民族认同是面向复兴的、融会传统的、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华民族具备了走向复兴，引领世界时代精神的强大力量。

文化自信与新文明观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意味着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民族独立走向民族复兴，这也是一个民族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的过程。在全球化浪潮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回应全球化的固有问题，即什么叫“世界”“全球”，走向世界意味着什么。如何处理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如何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共同繁荣、平等交流，实现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形塑，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随着启蒙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被纳入了世界市场的范围内，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出现，世界前所未有地被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不仅世界范围内的物质生产因全球化浪潮被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说“世界的文学”出现后，民族的文艺文化就不复存在了；而是说各民族文学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共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观念。

但是，当今世界，殖民主义的魅影并未完全消失，不过是改头换面后粉墨登场。大量的全球化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殖民式的交流理念，一定意义上是经济殖民的一部分，具有明确的等级秩序。

有西方学者曾表达过这种打破既往殖民逻辑建立新的文化理念的愿望，但是在西方的语境下，这只能是一种愿望，无法成为有效的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总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发出的时代强音。他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到，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应是“我生产，你消费”的资本逻辑关系，而是共产主义式的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关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优秀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应被资本转化为好莱坞式的文化景观，被反过来用于文化输出，消弭特定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而是要让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既保留特色，又被世界各民族学习、享有的共同精神财富。

中国所秉承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全球视野和未来意识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汤因比就曾感叹过，几千年来只有中华民族最擅长在各个民族之间建立起政治、文化上的融合统一关系。可以说，与各民族在文化上交融共生、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精神，是中华文明自古有之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政治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共生性的，正如大自然和谐生态，万物共生共荣。西方很多也试图实行所谓的“多元文化”，但一种理念本身只是概念而已，关键是要看理念的实践方式。只有理念的实践才是理念的现实。无论是英法试图用自己的剧作对美国进行反向输出，或抢占美国好莱坞占据的世界文化市场；还是拉美用自己的电视节目打入世界电视市场试图赢得收视率；抑或是印度宝莱坞试图仿效美国好莱坞的生产模式输出印度文化，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种对抗逻辑。它们无非是在精神上重复西方历史上一遍遍上演的抢占殖民地的故事。

今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总面向世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明观，以文明主体论取代文明中心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直接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我们既坚持文化多样性的共同理念，又在实践维度反对以潜在或显在的斗争和冲突为解决方式的文化对抗逻辑，文化交流在此不是政治对抗的延伸，更不是经济利益的同谋，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力量。“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我认为，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文明交流互鉴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其目标旨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西方中心论”。正如政治上没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世界政治秩序不是哪一个主导的一样，现代化是一个复数，要打破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还原世界不同民族走向现代化方式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文明古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先河，给世界其他文明体以信心和力量。总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是对文化上主体间性观念的创造性发展，它不讲任何所谓的文化“中心”，但也不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去中心化，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任何民族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化主体，在民族主体平等意义上其文化也是平等的。中国要建构一种自信的民族精神，世界各民族也同样如此。

（作者系西藏大学校长、西藏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化自信与文明再造（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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