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之源——经典文化的意义(经典文化的传承)

作者:姜广辉(湖南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说“传统”

“传统”一词,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代就已出现,最初的意思是皇帝将一统江山传位给下一代。“传”是“传位”之意;“统”是“大统”之意。《后汉书》说东夷各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即是此意。

后来“传统”词义发生演变,主要表达一种世代相承延续的意思,因而它常常与一些具有一定特点的社会性元素相连接,比如说:“传统风俗”“传统道德”“传统思想”“传统学术”“传统艺术”“传统工艺”等等,但讲得最多的还是“传统文化”这个词,它的包含性更广,意义更大。

“传统”与“民族性”密切相关。一种文化或文明都是通过民族的特性来体现的。反之亦然,民族的特性是通过其民族文化来体现的。传统文化与民族性形影不离。因此,如何来认识和对待“传统”,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而严肃的问题。

欧洲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思潮,无疑推动了世界的伟大进步。但这种思潮对于“传统”的认识却不够全面。当时欧洲社会将“传统”与“科学理性”看成对立物,因此这种思潮便带有“反传统”的色彩。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被看作巨大的阻力,被看作历史的惰性力。那时的人们认为,人类社会要积极进步,就要把这种消极力量摧毁。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中国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中国社会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开始便形成一种“反传统”思潮,此后便有了“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破四旧”,以及“彻底与传统决裂”等等口号。这种情况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它与世界两百多年来的“反传统”思潮是有很大关联的。

上个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的学术理论界都开始反思“传统”问题,反思人类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这时人们普遍认识到,传统虽然有其巨大的消极作用,但也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写了一本书,叫《论传统》(Tradition)。他在书中指出: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参见傅铿:《论传统·译序》)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人们的共识。

由上述可见,对于传统,人们有时极其憎恶,有时又极其尊崇。因此人们也一再反省:对传统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批判、抛弃,还是继承、弘扬?人们总觉得他们的选择可以决定传统的命运,后来却惊奇地发现是传统在决定着人们自己的命运。

这是因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是那个民族文化心理、习俗性格的反映,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习俗性格会延续千百年,很难加以改变。这正像各种物种的习性难以改变一样。但人类不同于一般生物之处,在于他们有思想,当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影响到他们的生存目标的时候,他们会去改变这种文化,以适应他们的发展需要,而当改变过头使他们不能适应时,他们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向其文化传统回归。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时期,一些有影响力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力图去批判、摆脱传统,以促进社会的政治改革和进步,并且其中有的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新政、新俗推行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历史却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归到传统上来。传统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但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没有进步,社会的发展也会不同程度地改变传统的运行方向。

近四十年来,虽然经济和科技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人们出门,交通工具很多,坐汽车、乘高铁、乘飞机;信息沟通看手机、开,无比先进,与古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文化思想上,我们却正向传统回归。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大家已经看到,这些年反映在学术文化界方面,有持续的文化热、儒学热和国学热。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说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既然是“热”,就会有“退热”的时候。而我们则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会坚信,未来的中国文化仍将沿着它既有的文化传统向前发展。

经典文化对于今天的意义

(一)“中华元典”是“六经”。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许多文明民族都有作为其精神信仰的经典。中华文明也有其精神信仰的经典,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六部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它们合称为“六经”。汉以后《乐》经亡佚,所以又称“五经”。虽然汉代以后只有“五经”了,但习惯上我们仍称之为“六经”,以“六经”作为“中华元典”的代称。

与其他文明的经典相比,“中华元典”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华元典”所承载的价值观,一直是古代社会的指导思想。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无法与“中华元典”相比。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很少有不读“中华元典”的。今天我们学习经典文化,其目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从而把握中华民族价值理想的历史脉动。

(二)“六经”是中国人的身份说明书,是中华民族的“出生证”。

“六经”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它记载了中国的上古历史,以及上古圣贤的遗训。从这些重要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中华民族是怎么来的?而要了解“我们是谁”,就要了解我们的祖先是谁?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需要了解的。

中国最早的历史是“口传历史”,“口传历史”讲述的是传说时代,从原始时代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再到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标志性的氏族社会的中心氏族和领袖人物,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最早缔造者,他们各自代表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发明创造和生产力水平。而文明时代是在中国出现了形态以后才出现的。那要从大禹的儿子夏启创建夏朝算起。

“六经”中当以《尚书》一书为最早,《尚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之书”,《尚书》以尧、舜为起始点。其中主要描写了尧、舜、禹、夏、商、西周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最后一篇《秦誓》是个例外,已写到春秋中期)。西周以后是东周,东周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段。孔子作《春秋》一书,写了春秋时期的历史,接续上了《尚书》所写的历史。

《尚书》所写的历史,加上《春秋》所写的历史一共大约1700年。如果我们把“六经”去掉,也就意味着斩断了1700年的历史。斩断了“六经”,中国人就不再知道“我们是谁”,不再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不再知道中华民族是从哪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六经”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说明书。

我们讲爱国主义,少不了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祖先认同。在我们看来,“六经”关乎中华民族的身份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丢的。

检讨当年蔡元培“废除尊孔读经”这件事,当时有两位大师级学者出面反对:一位是严复,他翻译和引进了许多西方名著,但他认为“六经”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宝典,废除“尊孔读经”将会人心涣散。另一位是梁启超,他不担心西方文化传不进来,他担心从此中华文化会消亡。

当时主张“废除尊孔读经”的,并不是蔡元培一个人,而是有一批激进西化派,这种激进西化派的意见占了主导地位,作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最终还是废除了“尊孔读经”。在今天看来,当时读经的形式和读经的方法可以改变,完全废除读经则太过激进。

(三)经典文化启迪后代智慧的教育学意义。

在世界一些著名的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俄国的莫斯科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等,都有一个“古典学系”,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

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与专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当年也是修习古典学的。德国哲学家尼采24岁就成了古典学专业的教授,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也是一位古典学专家。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这说明什么?说明古典学是可以而且善于培养大师的学术。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且是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的经验与教训。它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讨、反思和弘扬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古代经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保护它,研究它,是后世学者的天职。

今天怎么学习经典文化

(一)传统的经典文化,有学者专业之学,也有大众通识之学。经典是广义的,不只是“六经”,也包括诸子百家的经典以及其他重要文献。“经典”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是最重要的书,是常读常新、需要反复读的书。既然如此,从培养人才的角度说,教育部门应加大经典学习的比重,加大经典教学师资力量的配备。可以学习国外大学培养人才的教育经验,在大学中设立古典学系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复古主义路线,完全恢复旧时代读经诵经的老一套,而是要列出中国人(无论什么专业)最低限度所应熟知的经典,作为人文素质的一种指标。

(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高校教育要做到这一点,重点在于落实。怎么落实?首先马克思主义专业的教师要补学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同时还要在课堂上加入若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关键还在于将两者结合起来。反过来说,传统文化专业的教师也应如此。在这方面,主管教育的部门,应该提出明确的要求。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5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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