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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要与整个欧洲为敌的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是整个欧洲与革命后法国为敌。

18世纪后期，除荷兰外，各国仍处于君主专制统治下，尤其是法国的专制统治达到顶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出兵干涉。

1793年，奥、普、英、荷、西、撒丁、那不勒斯等国结成第一次反法联盟，出兵进攻法国，遭法国民军顽强抵抗。1797年，第一次反法联盟解体。

1798年12月，英、俄、奥、葡、土耳其、那不勒斯等国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俄军进入意大利，打败法军。奥地利不仅夺回在意大利的领地，还企图入侵法国。英军对法各港口实施封锁，并一度在荷兰沿海地区登陆。虽然反法联盟因内部分裂导致俄军退出战斗，但法国仍面临大军压境、国内政局动荡的严峻局面。

在此形势下，富有野心的拿破仑·波拿巴（1804年12月起称拿破仑一世）于1799年11月上台执政。从此，法国进入一个新时期，即拿破仑时期。在该时期法国与反法联盟进行的战争被称为拿破仑战争。

反法同盟是1793年到1815年间欧洲各国为了对抗新兴的资产阶级法国而结成的同盟。第一和第二次反法同盟是为了对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后的五次同盟则是为了对抗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反法同盟和法国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战争。第一和第二次反法同盟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称为法国大革命战争，后五次同盟与法兰西帝国之间的战争称为拿破仑战争。头五次反法同盟都以失败告终，拿破仑统治的法国也因此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盛极一时。第六次反法同盟则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而拿破仑则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并使得法国历史上已经灭亡的波旁王朝复辟。第七次反法同盟则彻底击败了东山再起的拿破仑。

1、 拿破仑·波拿巴

一个政府，不管其性质如何，它的权威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 作者注：正如拿破仑所说：“如果没有军队，也就没有政治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参见《拿破仑书信集》，1858-1869年法文版，第3卷第1800号。 ] 所以，在一场革命中，主要的目标不是争取军事力量的支援，就是瓦解军事力量。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采取的是一种“政变”的形式，并只产生有限的混乱。在第二种情况下，可能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尽管人民热烈拥护革命的理想，但是无政府状态却是他们不能长期忍受的东西。当这种状态形成后，人们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解除这种痛苦。这个人一旦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行动，就是利用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能量以对外战争的形式引导它向外发展。这样一来，不仅控制了本国的人民，而且建立起了独裁性的政权，并使它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代替原来的政府。

在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的十年之前，吉贝尔特曾经预言：

“有一个人将会出现。到现在为止，他也许还是个无名之辈。他不曾以演讲或文章使自己出名，而是在沉默中沉思。他也许还不理解自己的才能，只有指派他施展这种才能时，他才会意识自己的本领。他也可能是不学无术的，但是，他会抓住舆论、机会和时机，对那些伟大的理论家讲出真正的缔造者在向雅典人讲话时对演说者们所说的话：‘我的对手告诉你的那些，我都会实现的。’” [ 作者注：《吉贝尔特论文集》，（1803年版），第四卷第74页。 ]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1795年10月5日，凭着一阵葡萄弹的爆炸，他的名声传遍整个巴黎。“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了这个人身上。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自然地出来为王。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如此。” [ 作者注：T.卡莱尔：《英雄与英雄的崇拜》 ]

这个人是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设计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信赖自己，而且把一切东西都加以集中化。梅尼瓦尔说过：“他不仅在思想上采取主动，而且对于每一件事情的细节都要亲自关注……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促使他不断前进；他感到他有办法和时间处理—切事情……事实上，他的确是自己做了一切事情。” [ 作者注：《梅尼瓦尔回忆录》，（1894年版），第3卷第50-51页。 ]

考兰柯特的回忆录是最有吸引力的。他所讲的也差不多，而且更加透彻。他写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怕痛苦、烦恼和麻烦的，而且无论事情大小，都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所追求的目标。是的，他总是把自己所有的精力、能力和注意力都应用到当前的行动和讨论之中。他把热情灌注到每件事情里面。因此，同对手们比较起来，他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很少有人能在一段时间内对一种思想或一个行为完全地专心致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93页。 ]

他把自己完全裹在命运之中。18l2年，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他曾提到过这一点：“我觉得，我是被驱赶着走向一个连自已也不清楚的目标。我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也就变成不需要的了，一颗子弹就能把我击碎。但是在此以前，即使全人类的所有力量，也都不能对抗我。”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144页。 ]

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他的任务就是“征服”，但是，他们并未看到他确实是在“创造”。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在毁灭一个旧时代的同时，又在创造—个新时代。或者正如斯彭格勒指出的那样：“拿破仑一生含辛茹苦，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法国，而是为了未来。”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363页。 ]

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多半都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自从查理时代以后，还没有这种大战的先例。拿破仑就是有意同查理大帝作比较。

他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1796—1797）时，目标就是寻找敌人，并且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他的这一目标，以及对中立地区的侵犯，依靠乡村供应给养，以征用和抢劫的办法来维持战费，还有那种不懈的追击精神，从占领地榨取战利品等等，所有这一切行为，曾使他的同辈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些粗野的行为，不是战争的合法行为，而是野蛮人的侵犯。一种反感而并非恐惧的情绪，在当时的漫画中就已经反映出来了。1797年4月14日，克鲁克香克曾画过这样一幅漫画：法国的军队被画成是一条龙，正向外喷吐着烟雾，它的背上骑着一个奇异而令人可怕的怪物，头上还带着一顶刻有“波拿巴”字样的小亚细亚人的帽子，在他的前面，两位将军率领着一支军队快速地逃命。 [ 作者注：参见A.M.布罗德利著：《1795—1821 拿破仑在卡里卡冈雷》，（1911年版），第一卷第99-100页。 ] 这张漫画冷酷地描绘了无限战争时代的主角。

二、 拿破仑战争的要素

这里要思考的，是拿破仑战争的几个比较典型的要素：一是统一的指挥；二是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三是拿破仑的计划系统。

拿破仑认为，统一的指挥是“战争中的首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三十一卷第418页。 ] [ 译者注： 以下所引《拿破仑书信集》中的引文，均系1858-1860年的法文版本 ] 而且应当记住，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政权和军权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如同1800年1月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时那样，统一的指挥才有可能实现。在通常的战争中，政治决定与军事行动总是分离的，这就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统一。督政府统治下的状况就是如此。拿破仑对于这一点是有感触的。因此，他在接管意大利军团的指挥权时，曾经给“统一指挥”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1797年1月19日，他写信给督政府说：“政府应该信任自己的将军；允许他有行动的自由，只须告诉他所应达到的目标。”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83号。 ] 如果说，这个目标是合理的，这个定义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了。在谈到军事指挥的单一性时，他说“在军事行动中，我只和自已商量；但在外交方面，我是征询一切人的意见。”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399号。 ] 对于1796年的战局，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战局中，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如果我被迫协调我个人同他人的行动，那肯定会一事无成。”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420号。 ]

只要环境许可，统一指挥要求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集中到主战场上，并由一位将军进行指挥。可是，一个无知或是软弱的政府的普遍倾向，总是想把兵力分散，用以掩护所有的重要据点。1806年，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做法。6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他，刻薄地说：“如果你想保住你那王国里的所有据点，整个法国也不能为你提供充足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6页。 ]

统一指挥是拿破仑多次获得会战胜利的基础。不过说来奇怪，这也是使他最终覆亡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他的那些格言，比如说：“在战争中，人不算什么，只有一个人是全体的代表，” [ 作者注：利昂·莱塞斯特：《拿破仑的书信》，（1897年法文版）第155号。 ] “在指挥当中，只用一个坏的将军，倒能顶上两个好的将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 ] 直到今天还象是它们第一次流行时那样正确有效。

从拿破仑关于“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将军和士兵的期望是什么。

关于第一条，他说过：“一个将军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刚毅。”“一个将军不应该对情况画图画；他的情报要象望远镜的镜头那样清晰。”“一个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的人，永远不能合理地指挥一支军队。”“战争中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我要是提前六小时发起进攻，我就会失败。”“意志、性格和胆量，使得我所以成为我。”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2卷第18041号。 ] 相反地，“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7卷第4855号。 ]

关于士兵，他总是刺激他们的虚荣心，增强他们的信心，从而减轻他们的恐惧。他要利用这种信心，把一个小心谨慎的动物变成一名勇士，并使这个人愿意为他通常所不理解的理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上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 [ 作者注：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3年法文版，第6卷第85页） ] 他对士兵提出要求，但不是靠收买。他说：“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10329号。 ] 相反，他鼓励士兵们富有荣誉感，“在战火之中，我骑着马来到队 伍前，高声喊着：‘举起你们的军旗吧！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只要这样一呼喊，法国士兵们就会立即行动。”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288号。 ] 他还说：“32旅始终是对我效忠的，因为我在罗那托之后，就已写过：‘有32旅在那里，我就感到放了心。’语言对于人们的威力往往是令人吃惊的。”“在意大利，我们通常都是一对三，但是人们对我具有信心。所以，决定胜利的力量是精神，而不是数量。”“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9卷第107页。 ] 他深信，官兵之间的私人接触，是成功地进行领导的一个秘密。在他的一个每日命令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营的指挥官，只有当他熟悉了一切细节之后才能休息；在指挥作战六个月以后，他应该了解营中所有官兵的姓名和能力。”拿破仑还深切关怀手下人的健康状况。他曾写道：“疾病是最危险敌人。”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832号。 ] “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0卷第176页。 ]

关于一般人员，他说：“如果勇敢是士兵的第一品德，那么，忍耐则是第二。”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卷第925号。 ]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时，蒙索朗夫人曾经问他，哪一种部队是最好的部队？“夫人”，他回答说：“能打胜仗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9卷第7527号。 ]

作为战役的设计者，拿破仑的成功是直接从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中产生的。独载统治使他有权对战争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指导。这种优势，再加上他专心致志和辛勤努力，使他能够将自己的天才灌注到他的计划之中，有时，甚至超过了他的将领所能理解的范围。随着战争的延长，他的问题也日益变得复杂了，缺乏理解能力的部下越来越造成危险。特别是在莱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当中，这一情况尤为显著。他当时进行了卓越的调度，可是却被那些愚蠢的元帅笨手笨脚地搞坏了。因此，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回忆说：“如果我在战争中有一个象杜伦尼那样的人做我的副手，我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

对于拿破仑来说，拟就—个战役计划，象是从事一项精确的艺术工作。正如他所说的：“一到宣布战争的时刻，总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提前预见到这一点是很聪明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075号。 ] “我已经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就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总是做最坏的估计。”“在战争中，要有估计，否则将一无所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810号。 ] “我习惯采取多种防急措施，从来不靠什么机会。”“只有拟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才有可能在战争中成功。”

有一次，他向罗德里尔泄露了这个成功的秘密。他说：“如果说，看来我经常对一切都胸有成竹，那是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早就考虑很久了；我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预先作过考虑的。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和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天才对我突然启示。我总是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看戏的时候在工作，夜里醒来也在工作。”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7页。 ]

拿破仑在开始他的每一个战役之前，都要预先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其中包括几个不同的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有一种假设情况。这是拿破仑设想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个计划就是他的意图，不同的方案包含着他对计划可能作出的修改。计划一旦付诸实行，剩下的问题也就是继续进行“探索”。当时，有一种搜索骑兵，是用来寻找敌人的兵力并报告敌人的位置。但是拿破仑更为关心他自己的计划，而不是敌人的位置，而且，当他收到骑兵的报告时，敌人通常己有变动。所以，他的探索体系，其中包括侦察、谍报、从邮局截获信件等等。只是以证实或打消他原来的假设为目的。他的骑兵或间谍等，都是派往预先指示的方位，以求弄清楚疑点。这也只是为了证实或消除原来假设而获取必要的情报。这样，原来的假设情况不断地被证实或消除，计划的不确实性也就减到了最低限度，于是，他的计划简化了，敌人的计划也被发现了。拿破仑进行探索的目的，与其说是查明敌军的位置，不如说是发现敌人的意图。

三、 拿破仑战争的原则

拿破仑虽然常常谈到关于战争的原则，但他从来没有将它们列举出来。有一次，他对圣西尔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找到空闲时间，我就要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这样战争就象一门科学那样容易学了。” [ 作者注：《圣西尔的回忆录》，（1831年法文版），第4卷第148页。 ] 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这一诺言。不过，研究一下他的战役，可以发现如下要点：（一）他总是依靠进攻；（二）他相信加快速度可以节省时间；（三）实行有效的战略袭击；（四）他坚持要在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特别是在决定性的进攻点上；（五）他慎重地考虑他的保护系统。

进攻：

关于进攻，拿破仑曾说过：我的想法与腓特烈的一样，一个人总是应该先动手攻击的。他还说：“如果允许别人进攻自己，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7卷第21428号。 ] “要使战争变成为进攻的，象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杜伦尼、尤金和腓特烈等人所做的那样，你就要学习他们为典范，这是使你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密的唯一方法。”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8页。 ]

但是，与查理十二不同，他不是一个卤莽的将领。他说：“在一场战役开始时，一个人应该慎重考虑他是否应该前进。但是，当他决定实行进攻以后，就应该把它推进到最后极限为止。”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09页。 ] 他又说，一个人如果决定入侵某个国家，他就不能害怕发动攻击，而应该到处寻找敌人并与之战斗。

拿破仑虽然没有发明追击，但是可以说，他使追击系统化了，因为他把追击与战斗融合在一起，成了他战术中的一部分。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战役中，他曾派人给莫拉特送信

机动：

科林写道：“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是一种必要的和基本的因素。”为了强调这一观点，他在《战争的变化》一书中引用了德富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

“运动是拿破仑战争的灵魂，正好象决定性会战构成它的工具一样。拿破仑使他的部队以一种有计划的速度进行运动……用速度来乘他们自己……以急行军来弥补数量的不足。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格言。他说：‘行军就是战争’，‘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1912年英文版），第254页。 ]

拿破仑的另外两种说法加强了这一观点。他说：“在战争的艺术之中，也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和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8卷第14707号。 ] “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对此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不妥的，因为拖延只能使行动失败。”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997号。 ] 对于拿破仑来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不幸得很。属下将领的两次延误，使他在第一次输掉了一个会战（在莱比锡），而在第二次（在利尼），则使胜利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却说：“皇帝发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他利用我们的腿来代替刺刀。”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92号。 ]

奇袭：

除了在战场上出敌不意地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外，拿破仑实行的奇袭，很少是战术性的，几乎都是战略性的。其中著名的例证是：1800年的马伦戈交战，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1806年的耶拿会战，滑铁卢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利尼之战，也是如此。1814年1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斯坦说：“战略是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我对于后者不如对前者那样珍惜。空间是可以重新得到的，而时间则永远失去了。”

集中：

为了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把一切的辅助性行为减到了最低限度，以便能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科林引用他的话说：“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第243页。 ]

这里，在“集结”与“集中”的字义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异。1806年8月8日，拿破仑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解释了前者。他在信中说：“部署兵力的艺术也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为，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集合到一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2629号。 ] 所以，集结是军或师在战区中的分布，而集中则是指战场上的行动。1806年2月14日，拿破仑在写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中又说：“你的军队太分散了，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使兵力能在一天之内集中在战场上。”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808号。 ] 军队的集结地区，包括行军和休息地区在内，它的面积会在敌人接近时逐渐缩小，最后小到所有的纵队能在几个小时内进行集中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等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77页。 ] 同时因为，军事指挥的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这就是说，一支劣势的部队，如能正确地进行集结，那么，通常都能战胜一支数量虽然居于优势但却不能正确集结的部队。

保护：

1793年9月16日，拿破仑还是个一贫如洗的无职上尉，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在围攻士伦之战中当上了雅各宾派一支部队的炮兵指挥官；1815年6月18日，他以法国皇帝的身份，在近卫军的簇拥之下，退出了滑铁卢战场。在1793年到1815年的长时间里，拿破仑几乎没有进行过纯粹的防御性战斗。

诚然，在莱比锡（1813年），在拉罗西里（1814年），在阿尔西斯（1814年），他都被迫作过防御战。而且，由于他的兵少质差，在1814年的整个战局中，他不得不采取战略性的防御。但是，就在这个战局中，仍然有着一系列的快速行军和猛烈进攻。然而，拿破仑尽管是绝对避免有计划的防御战，但他所有的进攻行动却是以保护原则为基础的。他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先作合理周密的防御，然后再进行快速、大胆的进攻。”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558号。 ]

这种保护体系的基础，是在军队的后方建立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作为基地的，或者是一个要塞，或者是设防城镇，它不能受到敌人的袭击，因为部队的仓库、军火库、医院等等，都要集结在这里，而这些都是作战的基础。当部队从作战基地向前开进时，负责保护的骑兵的任务就是掩饰这一计划和部队的运动，就象他的探索骑兵的任务一样。前面已经提到，探索骑兵要探测敌人的计划，使他得以修改自己的计划。当保护的骑兵不能掩藏部队的前进运动时，如在耶拿和艾赫尔两次会战之前的行军那样，部队就要以快速运动来保证秘密。

总之，拿破仑对于防御和进攻的观点是完整统一的。他说：“防御战争不能排斥进攻，就象进攻战争中不能没有防御一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347页。 ] “如果你的部队很平庸，你就应该多换泥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2111号。 ] 这个意思是说，通过挖掘壕构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也同样适用于孤立的支队，因为“这是一条作战的原则，所有的分遣兵力都应该挖工事。每当占领一块阵地时，这应该是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5卷第4083号。 ] 但是，对于一个兵团来说，就不一样了。早在1793年8月，即拿破仑在土伦担任炮兵指挥官之前，他曾写道：“在战争艺术中，这是一条公理：躲在堑壕里的人一定会被击败。经验与理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拿破仑是谴责静态战争的。

四、 拿破仑战争的缺点

拿破仑未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未能建立一种既对法国有利，同时能让对方接受的和平，原因何在呢？追根究源，就在于他的战争指导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点。第一点是军事性的，是在指挥上过分集中；第二点是政治性的，是他的不现实的政策；第三点是大战略性的，就是他赖以完成其政策的方法不妥，最多也只能是导致休战。

指挥：

关于第一点，本章的前面已经提到，他所坚持的个人统一指挥的原则，尽管曾经使他战无不胜，但是，到头来还是这一原则成了使他失败的因素。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答案是双重的：第一，当战争延长以后，战争就变得十分广泛和复杂了，参加战争的兵力也相当可观，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总参谋部，要一个人有效地管理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是天才，同样无能为力。第二，他的敌人也逐渐地懂得了，他们之间过去缺乏合作，因而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拿破仑。如果不联合起来，他们还会一个一个地被拿破仑打败。这样，在进行莱比锡战役的夏季休战期间，他们终于订立了赖兴巴赫条约，联合起来了。这个条约中有一款规定：同盟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同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的军队都不应冒险同拿破仑亲自指挥的部队单独交战。无论哪支部队遇到他，都要立即撤退，直到所有的兵力在战场上汇齐之后，再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样一来，也就拨去了拿破仑进攻战略的毒牙。

拿破仑的统帅部由两个互不相关的部门组成：一个是参谋长办公室，一个是总参谋部。前者是由贝尔蒂埃元帅，即纳沙泰尔亲王领导；它包括一个秘书处，皇帝的随从参谋和一批联络官。 [ 作者注：他们之中，有的是上将，另一些上校，还有一些是上尉，他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在战役或会战中，向元帅们传达拿破仑的命令。 ] 后者通常包括三个助理参谋长，他们的职责与近代的军需局长差不多，另外，还加上一个测绘组。

维奇上校写道：“这些参谋人员丝毫不能参与皇帝的智能工作。拿破仑不相信他们，只要求他们认真地服从。‘严格地遵守我的命令，只有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这是他给贝尔蒂埃下的命令。”贝尔蒂埃把这种抹杀他个性的存在看成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在军中的地位等于零。我以皇帝的名义接受元帅们的报告，也代他签署命令，但是我个人却是不存在的。”（贝尔蒂埃于1807年3月1日写给苏尔特的信）。1807年1月18日，贝尔蒂埃给奈伊写信时也说：“元帅先生，皇帝既不需要忠告，也不需要战役计划，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的心思，我们的责任就是服从而已。”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24页。 ] 维奇还补充说：“这位皇帝本人也说过，总参谋部在统帅部中是最不需要的一个部分。”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第14O—141页。 ] 更糟的是，这种傲慢的态度也传给了他的元帅们。

费则扎尔公爵对此也曾有过评论，他说：“不管用的什么指挥方法，他的命令一定要执行……这种不自量力的习惯，这种不承认有什么不可能的决心，这种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都是我们获胜的原因，而到最后却对我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位皇帝在其后期作战中所以没有取得胜利，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或者说是体力衰退了。这种说法是缺少证据的。真实的情况是，使他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都是他的活力，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参见《考兰河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135、141、245页。 ] 而不是他的懒散。正是由于这种活力，他相信自己能够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等到需要有技能的参谋军官时，却是无处可寻。考兰柯特告诉我们，在1812年，“参谋人员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却想自已做每一件事，发布每一项命令。因此，无论什么人，甚至连总参谋长在内，都不敢负责颁发一项极不重要的命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155页。 ] 戴阿迪里本说：在1813年，参谋工作比前一年更加没有效率了。而且，“就整体来说，在这次战役中，整个军队成了一架太复杂而又不完善的机器，不能确立协作关系……大量的运动……所产生的困难，就是拿破仑集中其全部权威也难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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