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后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开始出现一个谬论，并且变得非常流行，并影响至今，就是认为中国文明的开始于黄帝时期。以时间推算，黄帝距离现在大约有5000年，于是就说中国文明的历史是5000年。
其实，黄帝时期并非中国文明的起始点，而只是中国历史崭新阶段的开始。黄帝之前，中国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的，不曾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黄帝之后，中国则进入周期性地遭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新阶段。
这个时期就是传统所说的“三皇五帝”的“三皇”阶段，这个阶段非常漫长，不会低于5000年。
牛头人身，崇尚宗教和暴力的蚩尤，实际上是当时外来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崇尚义理的黄帝，和不讲义理的蚩尤间的战争，绝非仅仅是中国文化内部的利益之争，还是最早的中西文化之争。
历史所有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在地理都是来自中国的西方，因此都可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化。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西方的具体位置不同。蚩尤文化就是经中亚游牧而传入中国的古两河多神教文化，兼具亚欧草原的暴力和古两河的多神教两个特征。
现代很多人认为，古两河（西亚）与中国远隔万里，在古代交通技术极为落后的条件下，中国和古两河之间绝无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文化、文明交流，因为两者之间不存在直接交通。
其实历史上人类文化、文明交流，是无需直接交通和直接的人口流动的，因为其传播是类似于“水波”的方式，而非类似于“水流”的方式。水流是需要水在空间上发生位移，而水波则不需要。在水波的传播过程中，水本身并未移动，而只是在原地做上下震动。
各地的人就相当于水，文化、文明就相当于水波，是“文明波”、“文化波”，人无需发生位移，而只需渐次发生文化变革，“文明波”，“文化波”就可以传播到直接交通无法到达的遥远世界。
考古学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波式”文明传播方式在几千年前的存在。中国和中亚间在5000多年前就存在一条“彩陶之路”，彩陶在中国和中亚，乃至西亚之间进行阶段式地中继式传播。在彩陶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的传播过程中，并不需要在中国和中亚和西亚的终点间进行直接的人员流动，而更象多人之间采用手递手的方式搬运一个东西：人未动，而东西则可以搬运到很远的地方。
实际上后来出现的丝绸之路也是如此，丝绸从中国向西方终点的传播过程，并非是直接运输，而是通过中国和西方终点间各个地区的“手递手”，是以波的方式传播，而非以流的方式。
佛教传到中国，最初也是如此，不是印度教徒直接到中国传教，也非中国人直接到印度取经，而是以中亚游牧为中介。中亚在中国的西方和北方，历史上我们曾经管北方游牧叫“胡人”。中国最先知道佛教就是通过胡人，所以佛教的最初名称是“胡教”。
黄帝之前，中国不仅没有独立的政府，也没有独立的学术，所以也当时的社会也就没有官民的对立和分裂，也没有实践和学术的对立和分裂，此时义理、实践、人民是天然地圆融一体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理想时代、黄金时代。
政府在中国的出现肇始于黄帝时期，成型于尧舜时期。政府在社会治理上固然有着重要功能，但是政府的出现，也使得中国本来圆融一体的社会实践一分为二：民间社会和官方社会，即出现了官民间的分裂和对立、官民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又呈逐渐深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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