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科学的兴起
睡眠科学在19世纪末形成，因次世界大战中断，在20世纪扩大范围，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迅速发展。人们利用测量大脑中电势的脑电图技术划分出了睡眠期间神经活动的不同阶段，但目前还没有理论能够充分解释不同的阶段分别代表什么。20世纪50年代初期，快速眼动阶段（REM）与做梦之间的联系得到广泛传播，大量新的研究和资金投入其中。但到了80年代初，做梦已不再是研究的中心，科学家们将重点从心理现象转移到看似纯粹的生理现象，着重研究生物钟、睡眠和失眠的神经基础和神经化学基础，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睡眠期间暂时的呼吸中止）及其。
当今，睡眠科学显然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领域，有许多不同的研究分支。然而当我们将其与早期研究进行比较时，发现了两个突出的特征。
首先，睡眠已从一种个人经验转变为客观的外部对象。当今的睡眠学术期刊不会引用患者的话，而且“失眠”这一标签也同患者对自身体验的描述关系不大了。历史学家肯顿·克罗克（Kenton Kroker）把自己对睡眠科学的研究作品命名为《他人的睡眠》（The Sleep of Others），以强调睡眠是如何逐渐从个体手中被夺走，并转变为一种新的人工制品，在不加自省的情况下受到操纵和剖析的。
其次，20世纪20年代后期，睡眠研究在经济市场上的角色变得更为重要了。研究曾经是（接下来也会）由商业集团和军方资助的，他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和士兵的效率和生产力。“一个睡眠单位”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概念在一两百年前才被提出。所谓的“睡眠规范”在工业革命期间及其后流传开来，这也和19世纪40年代开始实施工作日制度有关。
在许多西方社会中，工人们一开始的日工作量是12～16小时，20世纪之后才逐渐变成8小时。相对而言，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依然是一种奢侈品，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工作量都要更多。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并非基于众人福祉，而是基于新科学技术带来的工业需求和生产过程。马不停蹄地劳动成了工人不得不达到的理想状态。
石油和钢铁等行业的发展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也因此需要睡眠充足的工人的有效劳动。随着行业的扩张，最短的睡眠时间被细细算出，睡眠被量化为工作的附属品。20世纪公认的睡眠科学奠基人纳撒尼尔·克莱特曼（Nathaniel Kleitman），在1939年发表了他的学术研究《睡眠与觉醒》（Sleep and Wakefulness），然后又在流行杂志《美国商业》（American Business）上进行了跟进总结。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得到了大量资助，因为赞助商们不遗余力地想要培养出效率更高的工人。当地的肉类企业斯威夫特公司（Swift and Co.）出资10000美元让他给5周大的婴儿喂牛肉泥，以证明婴儿的胃里填满牛肉时会睡得更好。
操纵和设计睡眠不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而的目的则是训练睡眠时间尽可能少但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士兵。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大量派发安非他明来让部队保持清醒。到了后来，他们又开展了“辅助性持续表现”项目，试图通过药物和电刺激暂时消除睡眠需求。如今，许多睡眠科学家乐于收下此类赞助商的支票，为银行高管举办研讨班，讲授休息和睡眠的最佳方式。而等级稍低的员工和外包劳动力则不太可能享受得到这些。
连最无私、最善意的睡眠研究都变成了提出“最佳绩效”基线的途径，就好像人类说到底不过是一群必须尽可能多干活的工人。如果没睡够8小时，你就达不到绩效；只有睡好觉，你才能完成足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人们不相信其实达不到绩效也是正常的。
主观时间与钟表记录的时间
失眠症患者善于把睡眠从个人经验中分离出来。把你接上电线，记录你的脑电波、呼吸、心率、眼动和肌肉活动，技术人员可以证明，尽管你抱怨自己只睡了3小时，但实际上你睡了5～6小时。如果在家中用电子设备进行记录，可能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这表明，我们实际醒着的时间远远少于我们的想象。但是，这里谈论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间概念。
电子设备并没有考虑到时钟所记录的时间与人们感受到的主观时间之间的差异，它们无法记录一个人感觉自己醒了多久。睡眠学家微笑着告诉我们，失眠症患者总是会高估自己醒着的时间。但这种说法不对，因为这两个度量标准是根本不能互相比较的。失眠症患者可能会被劝导说，当他们以为自己醒着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睡着了，只是在某些睡眠阶段，他们会频繁出现微觉醒的状态，于是产生了感知上的误会。这只是为了掩盖问题。睡眠学家并没有测量主观时间的工具，因为根据定义，主观时间就是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一分钟可能会感觉像是一小时，而几小时可能感觉就像是永无止境。那些听起来很科学的标签，如“错误睡眠知觉”，只是科学家们无能的表现。失眠症患者和睡眠学家所说的“睡眠”并不是同一种东西。
一位做了好几年咨询的患者描述了自己不断拜访各位医生和睡眠专家的经历。最后他终于得以在睡眠实验室里睡了一晚，实验人员告诉他，他睡了大约6小时，曾经让他绝望的似乎无穷无尽的黑夜不见了。然而，得知这一点对他帮助不大。他非但没觉得释怀，反而又添了一层焦虑。随着他表达出自己的感受，真相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原来对他而言，重要的并不仅仅是能睡着，而是有人能够看到他的失眠状态。他由单身母亲抚养成人。10岁的时候，母亲开始与一名男子交往。他经常清醒地躺在床上，害怕听见母亲和那人做爱的声音。对于他来说，一片安静比外面的噪声更加恐怖，因为他觉得那份安静随时可能被打破。
躺在床上的时候，他会尽量压抑脑海中的攻击性想法，与这些想法保持距离。他也会因为对本应深爱的母亲隐藏着消极的情绪而自责。当他终于离家求学后，睡觉变得轻松容易了一些。几年后，他新交往的伴侣带着与前任的儿子搬来与他同住，他又开始失眠。现在，他童年时代的三角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睡在一起，一个孩子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
他感受到痛苦冗长的时间，不同于钟表所记录的时间，也并不是能用分钟和小时划分的时间，而是等待着可怕声响突然出现的漫长时间。这是一种与自己的想法独处、在狂怒和自责中摆动的时间。似乎没人关心他的感受，也没人承认因为他的母亲有了新男友，当时的他正处于一个极为可怕的新环境中。更要命的是，这对新人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开心。所以他更加觉得自己有义务与众人共同庆祝这一改变。当年的他觉得自己就像躺在无尽的地狱，在多年之后的咨询中，这一感受如今终于被认可了。
寻找失眠的解释
那些重视测量忽视倾听的学科从未提出过关于睡眠问题的统一解释。在谈话心理中，很少有人将失眠作为前来咨询的首要问题，尽管睡眠问题往往会在之后的治疗中凸显出来。在上文提到的案例中，我给当事人做了几个月的咨询之后才得知他的睡眠问题。既然失眠这么让人痛苦，为什么没人愿意指出自己的这一问题呢？是因为我们需要正确的指引才能谈论它吗？还是恰恰相反，我们对失眠的回避其实自有道理呢？
对于儿童来说，睡眠困难是更加显而易见的，或许因为孩子睡不着时会把父母叫醒，于是用不着孩子自己提出，父母就会来寻求帮助。我们通常发现，孩子无法入睡是因为对死亡或身体的过度关注。他们会说：“我怎么能睡着呢？万一我再也醒不过来了怎么办？”在刚刚得知死亡就像是“久久睡去”时，孩子通常都会有这种表现。甚至在20世纪初期，一篇孩子们常见的睡前祷告中就有“如果我在醒来之前死去”这样的话。另外，当孩子刚刚停止使用尿布时，对于弄脏床单的恐惧也会影响睡眠。尿床，这个曾经“最普遍的儿童睡眠障碍”，可能因此引起自身的继发“障碍”。
豌豆公主的童话故事很好地呈现了这类精确而又暂时性的睡眠干扰。在这个故事里，可怜的主角因为床垫下的豌豆无法入睡，由此证明她是一名真正的公主。然而，故事无疑传达了潜在的性唤起信号：豌豆形状的物体让公主在夜间依然保持清醒，只有在处理了因感受到它而产生的兴奋或者由它而起的愧疚之后，公主才能入睡。果然，故事的结局是公主和王子结婚了，以后丈夫便会取代豌豆的位置。
各种各样的创伤经历不仅会让儿童失眠，也会让他们在恐慌中惊醒。一个4岁的女孩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尖叫，撕扯自己的胳膊，即使母亲冲过来抱住她也无济于事。这样的噩梦在童年早期并不罕见，危机在醒来之后依旧持续，抚养者提供的安抚在几分钟内也无法起效，就好像尽管孩子们睁着眼睛，梦里的创伤仍在他们身上发生着。在这个例子中，睡眠困扰的源头似乎是很清晰的：这个女孩曾经因事故住院两年，护士强行给她的双臂插管，令她恐惧而痛苦地尖叫。在后来的噩梦中，她似乎又回到了当时的场景，努力想把管子从自己的手臂上扯下来。
起因这样明确的睡眠困扰案例，更像是特例而非常态。不管有没有心理干预，睡眠困扰在儿童身上往往会轻松得到解决。如果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问题混杂在一起，问题会变得困难一些，不过也无大碍。举个常见的例子：家长会检查睡着的孩子，确保孩子还在呼吸，尽管孩子已经好好地活到了1周岁。与之相似，家长或许会每分钟检查一次孩子的睡衣，以防有任何臭味或排泄物，就好像家长自己无法摆脱对于弄脏东西的恐慌。
我们一次又一次发现，儿童的睡眠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因为儿童会创造其他方式来解决困扰自己的问题。玩耍、阅读、绘画、做白日梦和聊天，这些潜在的方式可以将儿童关于睡眠的恐惧和焦虑表达出来，或是将其符号化。儿童在2～3岁期间出现的睡前的仪式化习惯可能是他们对睡眠问题最明显的应对方式。他们似乎是想将重复和有序的行为置于自己心理和生理最脆弱的一点，也就是从清醒到睡着的过渡上。
失眠对于成人而言似乎更加复杂。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突然出现的失眠显然与某个单一原因有关，解决了这个原因，失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失眠是一种慢性问题，有多个因素在共同起作用。失眠更像是一个吸收了许多不同问题的庞大症状。直接对失眠进行干预往往是徒劳的。而当失眠问题消退时，医生可能会报告说，患者并不是因为突然得到了什么启发或者领悟而不再失眠的，恰恰相反，这一切是回溯感知的结果。患者通常会在某一天说，自己莫名其妙地就能睡好了。
在上文提及的案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失眠的开始与新的家庭三角关系联系起来，我们正是由此开启了对患者过去的探索之路。然而，这种领悟并没有立刻给他的睡眠带来奇迹般的改变。直到当事人努力解决与亲生父亲的关系问题时，改变才得以出现。他与父亲见面的次数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并且他一直站在母亲这边，和母亲一同谴责这个看上去残酷无情的男人。当他得知父亲即将因绝症过世时，虽然有机会前去看望，但还是选择了不去。然而，父亲去世后，他开始怀疑自己当时的决定。母亲就一定是对的吗？自己难道不应该对这个“赐予我一半存在”的男人负有责任吗？
他被失眠掷入了可怕的夜晚空间，这是对他的惩罚，就好像他需要偿还因忽视父亲而欠下的债。这一案例清晰展现了几个共同影响睡眠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失眠产生于他童年时在夜晚不安地倾听母亲及其伴侣的声响，继而又进一步承担了其他功能，成了各种形式的痛苦、怀疑和悲伤的基质，盛放着他的自我指责和由此所带来的伤害。
如今，在一个重视规范性睡眠观点的社会中，对这些个体性失眠原因的敏感性正在变得越来越低。我们会被告知需要睡多久，也经常会被告知是什么让我们睡不着——从电脑产生的蓝光，到不良的睡眠时间安排，还有我们摄入的咖啡因。不可否认，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是有帮助的，一些广受推荐的心理疗法也的确有效。但是，我们失去了对个人生活的叙事，也无法阐明这些个人经验是如何变成了睡不着的根源。
顶着睡眠的压力去睡觉
在过去10年左右，一缕新的曙光出现了。尽管睡眠研究的重点仍然是生产率和功效，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睡眠不足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上。癌症、心脏病、糖尿病和内分泌问题都与睡眠不足有关，心脏病曾经被称为“沉默的”，现在这个头衔已经被睡眠不足夺走了。这些主张中有一些是极具说服力的，其研究也令人信服。但有趣的是，曾经的任务是要高效生产，而健康问题竟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叠加在这一曾经的任务上。
现在，活着已被视为一种个人选择，一种我们必须不断去履行的职责。因此，“存在”成了一项任务，或者是我们效能的产物，就像工作曾经扮演的角色一样。“尽可能多产出”和“尽可能活得更久”变得越来越像是同一件事，健康与疾病的区别也越来越接近对与错的区别。因此，避免疾病和维持生命具备了一种道德价值。
睡眠保健专家宣称睡眠能让你保持苗条，降低你对食物的渴望，保护你免受癌症和痴呆症的侵害，降低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的风险，并使你更快乐、更诚实且不那么焦虑。他们还补充说，最棒的是，这些都是免费得来的好处。但问题是，免费只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就是你恰好不属于世界上95%的人口。这95%的人不得不挣扎着谋生，长时间工作，担心着自己的爱人和老板的要求，并且只能获得一些基础的便利设施。许多睡眠保健专家只是在给想要拥有特权的精英提供建议，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卧室内配有敏感的温控设备，还有可以根据他们的昼夜节律调整环境，用人造的蓝光叫他们起床，以便让他们在早上感到更快乐、更充满希望。
但是，如果给穷人施加了像富人一样睡眠的压力，他们的睡眠会改善吗？拥有近50000名员工的美国保险业巨头安泰保险公司（Aetna），让员工们佩戴睡眠追踪器，并基于数据给睡觉更多的员工发奖金。这看上去是件好事，但忽略了如果得不到奖金意味着什么，以及奖励制度带来的压力等人力成本因素。如果工人能够连续20天每晚睡7小时或更久，就能获得每晚25美元的奖金。这一奖励机制真正带来的，难道不是需要睡更久、赚更多钱、赚得和同事一样多，甚至在晚上也被老板监视着的压力吗？如果你有睡眠问题，别担心，睡眠追踪器会立马识别出你的失眠症，能让你健康睡觉的认知疗法也会瞬间出现在你的智能手机上。
在这个市场导向的未来，一些睡眠学家提倡在车里配备睡眠呼吸测定计，如果这个装置测出你没睡好或没睡够，就不会让你开动汽车。如果说有二分之一的成年人都睡眠不足这个论断是真实的，那么这一装置便足以缓解全球污染了。然而设计这种装置的人显然没有想过，如果车子发动不了，随之产生的愤怒和挫败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尽管许多交通事故的确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但是我们不该忽略这种强行不让开车的暴力，尤其是有时候一辆车对车主具有特别的意义。
让我们在此暂停一下，想一想与小时工作制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启用夏令时的时候，钟表要调早一小时，而紧接着的那个周一早晨，车祸数量会显著增长。这究竟是由于人们少睡了一小时，从而疲惫得无法控制车辆呢？还是与之相反，因为人们提早醒来，觉得自己被抢走了宝贵的睡眠时间，从而加剧了愤怒、烦躁、挫败的心情？关于睡眠的方程式中，必须包含人类对时间变化的主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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