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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此前象形文字的是，托勒密系统大量使用正字法，即以一个单词的外观形式为基础阐发相关的含义，而较少使用双关表音，即对各象形文字符号的发音进行断定。
如，符号在古典系统中只是用来表示表音符号/g--s/和/f/;在托勒密系统中，它们则创造性地结合到一起表达2个动词cq“进入”和pry“出来”，蛇形符号“进入”gs这个符号表示cq“进入”，蛇形符号画作从gs中“出来”的样子则表示prj“出来”。
表音原则
在这种对古典文字系统进行改进以扩展其功能的过程中，最基本的标准是“表音原则”，根据它，多辅音符号可以通过下列几种方式获得新的音值:使用该符号最强的辅音，如3辅音符号nfr可以有n或f的音值;或者利用相似的辅音，如ib中的唇音p和b，可以用来指p;或者利用相邻的辅音（如imn指i--m）。
然而，当所谓的“顶层原则”（即只保留多辅音符号的第1个辅音，不管它有多长的音素）运用于某些宗教文献中时，大大加速了托勒密时期“密码学”的发展。“密码学”是一种将单词的书写隐喻化的形式，如表现神的名字时，每个辅音都用象征性的符号写成，以期引发观者对其神性的直观联想。如作为赫努姆（Khnum）神的名字。
在这里甲虫，通常读作hpr，用它的第1个辅音音值h，蜥蜴（古典系统中很少用这种形式）取其n的音值，羽毛，最初读作m3c，取其第1个m的音值;同时，这组符号也引发人们对神的性质特点的具体想象:他通过甲虫与太阳神拉结合，通过蜥蜴与耐赫伯卡（Nehebkau，墓葬之神）结合，通过羽毛与玛奥特（真理，正义女神）结合。密码学自古王国以来就零星地出现在宗教文献中。除极少数例外，托勒密系统只应用于纪念性铭文。
象形文字的终结和它的再发现
如上所述，在希腊化时期就零星出现了一些附有希腊文副本的世俗体铭文，这些副本的作用是帮助人们确定正确的发音，这种“助读”是埃及文化与其传统书写体系分裂的标志。逐渐地，希腊铭文的使用变得更为频繁，在公元后的200年间，古埃及文字中最特殊的一种出现了，它的大部分字母是希腊字母，有6至7个字母是世俗体符号。
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古科普特语”。这里我们还要提及惟一一篇以希腊文单词写成的长篇埃及铭文，即BM10808纸草，它的语法结构属晚期中埃及语，但在书写形式上已希腊化了。随着埃及的基督教化，由于宗教上的种种原因，适应字母系统的压力大大增加了，此时埃及文化与传统书写体系的分裂也大大加剧。
从这个方面看，公元3世纪代表着一个转折点:象形文字铭文在语法结构上和正规符号形式上都表现出衰落之势;象形文字铭文最晚出现于公元394年。世俗体铭文的数量锐减，埃及语作为书写文字最终为希腊文所取代。
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新的文字形式，我们称之为“科普特语”完全确立，埃及文字现在是用希腊字母来书写了。25到公元5世纪，埃及贵族已失去了解象形文字本质的兴趣。赫拉波龙的《象形文字》对象形文字的“解读”完全是象征性的推测。
在西方，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象形文字的兴趣一直持续不减，但直到当代该文字系统的真实面目才被发现。
17世纪，阿萨纳西乌斯（AthanasiusKircher）认识到科普特语是由象形文字衍生而来，但他仍认为象形文字是种象征化的书写;在18世纪，巴斯里米（JeanBarthelemy）设想那些环绕着一些象形文字词汇的圆圈是神名或者王名圈，后来证明这是正确的设想。
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其士兵发现了罗塞达石碑，这是一个三文对照的石碑（圣书体、世俗体象形文字及希腊文），提供了将2种未解读的文字与希腊文对比研究的可能性，这为后来象形文字的解读打开了大门。
在方法论上个作出贡献的是德·萨西（DeSacy），他创立了日后一直延续使用的规范;阿卡布来德（JohanDavidAkerblad）对世俗体文字做了研究，而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扬（ThomasYang）则得出实质性的结果，但扬只局限于王名解读。
最关键的贡献是法国学者商博良“致达西先生的信”（1822年），特别是“象形文字纲要”（1824年）。
在阅读象形文字铭文中希腊名字的基础上，他读出象形文字的若干辅音，首次打破自公元1世纪后该文字消亡以来，在西方流行的那种将象形文字看做象征性文字的传统观点。
他的立足点是写在王名圈内的托勒密王名，辨认出托勒密名字在象形文字中是之后，他可以确定每个象形文字符号的读音，它们是p-t-el-m-y-s，以及其他托勒密时期纪念物上王名的读音，如cleopatra，q-l-i-o-p-3-d-r-3-t:。因此，他在解读象形文字上获得的是突破性进展。
里查德·莱普修斯（RichardLepsius）自1837年后继承并发展了商博良的研究工作，才真正完成了象形文字的解读，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投向研究古埃及文字的特点。此后几代研究古埃及文字的学者主要集中研究其语法，如结构特征和历史发展等。
僧书体:除了刻写或者涂画铭文，古埃及人还用芦苇笔和墨在莎草纸、皮革、木头上书写。
手写文本
在这些手写文本中，文字不像圣书字铭文那样精细，常常采用行体，如右图中左边一列是右边一列的行体写法（采自JamesP。AllenMiddleEgyptian，p。6）:
然而在大多数手写文本中，埃及人使用一种比行体更草的书体，古希腊人称之为“僧书体”（Hieratic）。僧书体几乎和圣书体同样古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今天的手写体和印刷体的关系。和行体圣书字一样，每个僧书体字符都对应一个圣书字字符。
最初僧书体既可以横写也可以竖写，但是，大约公元前1800年以后只在宗教文献中竖写，其他的僧书体文字都采用横写（从右到左）的形式。
僧书体用来书写上古、中古、近古埃及语。对上古埃及语和中古埃及语而言，僧书体和圣书体是两种并行的书体，圣书字用于意欲永久保存的正式文本，如墓室、寺庙铭文等;僧书体通常用于临时性的文本，如信件、账本等。僧书体文本常常比圣书体文本更接近当时口语的状态，尤其是公元前1600年后。
近古埃及语几乎专用僧书体书写。但是进入人民语时期以后，即公元前650年左右以后，民书体成为埃及语的标准书体，僧书体只用在宗教性手稿中。这也是古希腊人称其为僧书体的原因。
民书体:近古埃及语僧书体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草体化，尤其是在官方文件中。僧书体最终发展为“民书体”（Demotic，在希腊语中意思是“通俗的、平民的”）。
Demotic既指文字又指语言（为区别起见，在指文字时我们用“民书体”，在指语言时我们用“人民语”），人民语就是用民书体记录的埃及语言。民书体脱胎于僧书体，形制距离圣书体已经相当遥远，从民书体几乎看不出圣书体的影子。学者们通常不把民书体转写为圣书体而是转写为字母。
个民书体文献出现于公元前650年左右。从那时起，民书体成为埃及语的标准书体，僧书体只在宗教性手稿中继续使用，圣书体用在碑铭中。
同僧书体一样，民书体主要是用笔和墨书写。但是，到埃及文明的末期，只有僧侣才能认识圣书体，为了使铭文有更多的受众，有时也用民书体刻写铭文。
著名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Stone）记录了公元前196年颁布的一条纪念法老托勒密五世的政令。此政令是用圣书体（颁布政令的僧侣阶层的神圣文字）、民书体（标准埃及文字）、希腊文（托勒密法老的母语文字）三种文字刻写的。
完全异质的新文字——科普特文
公元1世纪后，基督教开始向埃及传播，信基督教的埃及人开始翻译基督教经文。但是，他们不愿用民书体翻译，因为民书体与以前的“异教”（古埃及宗教）有牵连。于是他们用希腊字母来书写圣经，这种文字称为“科普特文”（Coptic）。
Coptic既指语言、文字，也指基督教的埃及分支，这里为区别起见，指语言时用“科普特语”，指文字时用“科普特文”，指宗教时用“科普特教”。
科普特文与圣书字是完全不同的文字体系，它已经成为真正的拼音文字。科普特字母表有32个字母:24个字母来自希腊文，7个字母表示埃及语有而希腊语没有的音，1个组合字母（一个字母代表两个）。
随着埃及的基督教化，以前的文字系统降级到次要地位，只在埃及旧宗教的文本和寺庙中使用。到公元5世纪末，不论是世俗文献还是宗教（基督教）文献，科普特文已经成为埃及书面语的唯一形式。科普特文一直使用到11世纪埃及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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