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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知了

编辑|林画

1972年2月初，美国一架运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个笨重的大箱子从飞机上搬了下来，拆开后是一个神秘的地面天线。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玩意，却将尼克松访华的全过程实时向全球播报，3亿人浏览观看！

尼克松访华期间，更是向周总理炫耀随身携带的“黑匣子”，总理看了后震惊不已，请求出钱买下！

那么，这神秘的地面天线和“黑匣子”到底是什么？周总理为何主动提出买下来？

一切还要从尼克松访华说起！

全程提着神秘“黑匣子”

1972年2月21日，美总统尼克松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来之前，尼克松发表谈话：“这将是一次和平之旅……”

上午11时，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抵达北京机场，周总理率领360人的接待团队在机场等候。

当尼克松总统走下舷梯时，美国防部安全军官黑格紧跟其后，他的手里提着一个显眼的“黑匣子”皮箱，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

机场上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军乐队奏起两国国歌，检阅三军仪仗队，随后尼克松前往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吃完午饭后，尼克松就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同他会见。按照以往惯例，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外宾访华，都是先由周总理接待，待外宾离开前的一两天主席才会接见。

如此，尼克松刚来中国访问，就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可见对其的重视和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很快尼克松就抵达毛主席的书房，两国最高人的双手紧握，双方又把左手搭上去，笑着握了好一会才松开。

考虑毛主席的身体原因，这场会谈原定只有15分钟，但双方幽默的谈话，使得时间延长到了一个多小时。

这之后周总理继续和尼克松深度交流，双方就两国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并本着“超越分歧，寻求共同利益”的出发点广泛讨论，阐述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心细的周总理发现，不管尼克松走到哪里，他的助手黑格就走到哪里，手里的“黑匣子”也如影随形。

当天晚宴过后，尼克松自豪的喊来周总理，将他手中的录像打开，当天的中美活动全部被记录下来，每个画面都清晰可见。

尼克松笑着道：“如今，美国人民都在电视机旁看着我们今天的访问情况呢！”

周总理听了后吃了一惊，尼克松又继续显摆，他指着黑格手里的“黑匣子”，说：“我在中国每时每刻的行为举止，都会由它记录下来传到美国。”

此时周总理才明白，这个东西是活动型卫星地面站终端，通过这个东西和安置在“北京1号站”的卫星地面站，从而记录尼克松一行的全部过程。

不管他前往国宾馆，还是在会谈中，都能随时随地通过通信卫星传到美国去。

周总理：卖给我们吧

尼克松的显摆和炫耀，让周总理陷入了沉思，他深深意识到了中美的科技差距。

在当时，通信卫星技术只掌握在少数几个手中，全球最早的卫星地面站就是美国人所建立的。

1945年二战硝烟散去后，英国一位名为克拉克的青年军官发表了《地球之外的接力通信》，提出了利用人造卫星在太空中实现远距离信号传输的大胆设想。

美国科学家对这篇论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研究方向转向人造卫星，并于1954年建立卫星地球站，利用月球对电波的反射，实现无源卫星通信，三年后又发射了颗人造卫星。

随着美国通信卫星技术的成熟，1960年时美国87%的家庭就已拥有电视机，且拥有440个高清电视台、75个超高清电台。

5年后，美国电视机已普及93%的家庭，且多半是彩色电视。

而我国台黑白电视是1958年由天津无线电厂制造的，当时的电视节目少，普及率低，且是租用国外的通信卫星，一旦到期不续费就无法看电视。

虽然早在1958年时毛主席就提出了“人造卫星”的战略目标，1970年4月24日时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但只是象征性意义，相当于大号的“收音机”，并不能用于通信。

同时期的美国，已可实现万里之外的同步通话，我国的通信手段要远落后于此，打一通电话需复杂转接才行，如果信号干扰，那就听不清对方说话。

周恩来深感中国通信领域的落后，事后专门询问了技术人员关于“黑匣子”一事。

当得知“黑匣子”的重要性后，周总理遗憾道：“可惜的是，现在天上还没有我们中国的通信卫星！”说完后，周总理就沉默不语。

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差一点全球就无法观看此次尼克松的访华全过程。

时间还要提前到前一个月，美安全军官黑格派遣一个先遣小组，同中方交谈尼克松访华的吃住行等事情。

黑格曾担任北约盟军，其处事风格霸气且耿直，行事作风强硬，整个先遣队受他的影响，提出了不少苛刻要求，我方尽量满足。

不过，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表示，尼克松访华期间全过程必须实况直播，随行记者也要通过卫星播发讯息，希望中国方面能够配合，给予方便。

他的要求让中方人员犯了难，毕竟中国还没有掌握通信卫星技术，不可能展开实况直播。

这番话在中方代表看来这是炫耀、显摆、藐视，想要故意刁难中方，让我国在国际上难堪，进而美方在后续谈判中可获得主动权。

中方代表、周总理助理熊向晖立即召集方面负责人讨论此事，看该如何落实。

不过，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却表示：“我们决不能向美国人民进行电视宣传！”

熊向晖只好将此事上报周总理，周恩来听了后大怒：“岂有此理……这是为新中国宣传还是为尼克松宣传？”

在周总理看来，当时中国在外交上仍比较困难，和西方长期隔绝，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国，以为东方大国是个贫穷、落后的野蛮国度。

而这次尼克松访华，刚好是全球了解中方的最好时候，因此尼克松访华的全程直播，更多的是对新中国的宣传，如果能把握好这个机会，那必然能让中国外交更进一步。

周总理决定，由部门租赁美国设备，在北京、上海各建一个临时通信地面站，且强调租赁期间使用权必须属于中方，不能随意改动频率。

随后，部门成立小组，由长途局和美方技术人员一同负责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通信保障。

周总理还指示，技术人员要借着合作，学习美方的技术。

就这样，在中美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中美两国的直达无线电报、电话、传真开通。

尼克松访华时同周总理“历史性的握手”画面被迅速通过卫星系统传播到全球各地，在国际上影响深远。

整个访华期间，中美之间的国际电话为1314个，通话时间累计为22289分钟，传递电报达1078份，累计386400余字，直播电视节目53小时。

尼克松离开前夕的晚宴上，周总理主动讨论起了“黑匣子”，尼克松知道他的想法，说道：“我们带来的卫星地面站，就留给你们吧！”

周总理摆摆手，笑着说：“总统先生，还是卖给我们吧！”

同年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意味着中美隔绝的时代就此结束，并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了新的前景。

尼克松访华结束后，留在北京的地面卫星站被中国买了下来。

不久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也带来了卫星地面站，中国再次将其买下。

作了人生最后一个重要批示

美、日两国带来的“黑匣子”，大大刺激了周总理和中方技术人员的神经，很多人议论，中国什么时候也能拥有这个技术呢？

其实，中国也曾拥有免费使用卫星通信技术的机会。

1971年1月，周总理派助手熊向晖和美方代表齐格勒交谈电视直播落地方案时，齐格勒表示只要中方只要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地面接收工程，就可实现卫星通信。

熊向晖很高兴，连忙询问租赁费用多少钱？齐格勒毫不在意的表示，自己没处理过这类事情，但租金想必很贵，尼克松访华8天预计需要100万美元。

熊向晖一听，这租赁费用这么贵？当时我国外汇储备才3700多万美元。

不过齐格勒话锋一转，说道：“不用花钱租用，全部费用由美国承担。”

熊向晖听了后很是高兴，美国如此大方，出钱出力，还可让中方实现卫星通信，多好的事情？

他以为自己安排的事情很成功，兴高采烈地向周总理汇报，谁知，周总理听了后大怒：“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是涉及我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

见周总理发这么大的火，熊向晖这才明白自己鲁莽了，将问题简单化了。如果让西方知道此次直播的卫星终端由美国人负责，那必然会揣测中美外交的主导权，也会让国际上轻视中国。

在周总理的批评之下，熊向晖紧急会见齐格勒，说明了中方的立场，并要求美方给出具体的租赁费用，我方不当“冤大头”。

齐格勒对周总理捍卫主权一事十分震撼，他坦率道：“周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之后，中美就租赁费用达成了一致，租金为60万美元，租期8天，但美方使用卫星通信的费用为50万美元，这样来看我国实际只花了10万美元，绝对没有吃亏。

事后，周总理向部门指示，一定要建立永久性的卫星地球站，改变我国的卫星通信落后面貌。

1973年7月，从国外引进的1号站投产，通过国际卫星开通国际业务。次年又开通了对亚洲、非洲、欧洲的国际电路。

不过，自1970年我国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就再也没有发射卫星通信，这让三个年轻人钟义信、林克平、黄仲玉着急不已。

他们认为应尽快发射通信卫星，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通信系统。

随后，他们联系了邮电部部长钟夫翔，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卫星通讯的想法。

钟夫翔很是重视，让他们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调查最真实的通信现状。

很快，他们就写出了一个报告。但想要让项目立案，必须由人重视才行。他们想到了一向注重科技发展的周总理，决定将报告以书信形势寄过去，让总理尽快搞通信卫星。

林克平是钟夫翔的秘书，他认为想要让总理注意，那只能将信封放在机要文件内，这样周总理才能看到。

就这样，1974年5月19日，这封“群众来信”就放到周总理的面前，信中阐述了中国通信领域的落后，以及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性，建议由通信卫星研制。

周总理看了后很是激动，他叫来秘书，询问当时尼克松访华时留下的卫星地面站在哪里。

秘书表示这个东西仍在北京局放着，周总理得知后连忙作了批示：请计委、国防科委尽快落实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使用方针，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

这就是著名的“5.19批示”，拉开了中国研究卫星通信的大幕。

然而，此时的周总理因身心疲惫，常年无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有一次连续工作30小时。

全身心投入发展的周总理，因劳累过度，1972年5月时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可他依旧不愿，仍超负荷的工作着，不足一年就出现血尿，便血量一天一度超100ml。

“5.19批示”后的11天，周总理因病情恶化，不得不离开工作25年的西花厅，住进解放军305医院，从此再也没离开过。

也正因此，“5.19批示”成了周总理人生中最后一个重大批示，可他的批示却大大推动了卫星通信工程的发展。

“311工程”紧张进行

接到周总理的“5.19批示”后，李先念、余秋里等国务院立即召开相关会议，就通信卫星进行了讨论，还对这一工程进行了经费预算。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第八次常委会上，批准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就此通信卫星工程落地。

因报告签署时间为3月31日，因而通信卫星工程代号被称为“331工程”。

第二天，文件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给毛主席传阅。当时毛主席因白内障视力大降，几乎看不到东西，对一般文件已不再阅示。

当秘书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表示亲自要看，并让秘书逐字逐句的阅读。读完后，他拿着笔重重画了个圈。

与此同时，文件也被送到周总理面前传阅，此时的周总理虽然在病房内，可他已将这里当成办公室，每次手术后都顾不上休养，继续投入工作中。

当他看到“331”工程落地，十分欣慰，也同意这一报告。

卫星通信不受地形限制，不受地面战争限制，成本较低，可解决偏远地区、乡村的数据传输、电话等问题，因而意义重大。

每个参与“331”工程的科研人员都鼓着劲儿，坚决要攻克通信卫星技术难关。

可实际上技术人员每前进一步都困难重重，通信卫星要发射，就需要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地面通信站五大系统支撑才行。

不过当时我国的火箭运载能力较弱，只能打几千公里高度，而想要发射静止轨道的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打到36000公里高度的赤道上空，这期间需要攻克的技术难关太多。

但科研人员并不气馁，他们先是制造了运力更高的长征3号运载火箭，又紧张投入东方红2号卫星的研制中。

此外，因考虑酒泉发射中心维度较高，不利于通信卫星的发射，需要选择维度低的地方。科研人员跋山涉水，最终在西昌选定场地，也就是如今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与此同时，卫星通信站、地面测控站、海上测控船等项目也在同步研发攻克。

当时，科研条件比较差，科研设备性能落后，计算机运转速度慢，文件靠人手写，再让打字员进行存档，简单计算会用上计算尺，复杂计算需要专门的计算中心人员辅助进行。

在东方红2号卫星和运载火箭、发射场调试时，发射架是裸露在大气环境中的，无法防风防雨，一旦降雨，实验环境的空气温湿度无法控制，在这一环境下卫星调试难度加大。

无奈，设计师们决定给卫星“搭个帐篷”，使其不受雨淋，有风时不会有较大变形，工作人员进出马上用橡胶布封闭“帐篷”入口。

因环境潮湿，设计师们又配置了一台除湿器，以控制“帐篷”内的湿度，保证卫星的安全。

除了科研环境简陋外，工作人员居住环境也十分艰苦，简易的工棚四处漏风，夜间抬头就可看到星星，一旦下雨就遭了殃。

可就是在如此简陋环境下，科研人员的热情之火始终没有熄灭，通信卫星工程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家都秉着一个信念，早点将通信卫星送上天。

东方红2号成功升天

1984年9月9日，火车专列带着两颗通信卫星、地面测试设备从北京出发，抵达西昌发射场。

次年1月29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2号0A星腾空，大家满怀着期待，希望卫星能一举冲上36000公里的高空。

可火箭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后，推力消失，卫星没能进入预定轨道。测试后发现，卫星各系统正常，只因没进入预定轨道才无法工作。

四天后就是春节，可试验队人员已没有心情过年，他们又投入紧张的测试中。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4月8日晚19点20分，东方红2号0B星在火箭推举下，一飞冲天，成功进入同步地球轨道中，发射圆满成功。

本以为此事告一段落，可2天后，卫星上的蓄电池温度逐步上升，达到了60℃，远超限定的45℃。

技术人员急得冒汗，他们断定是因太阳能电池功率过剩导致的，果断减少充电电流，使得蓄电池不再升温。

随后，地面又调整了卫星姿态，使太阳入射角由垂直增至151度，蓄电池温度果然一点点回落，恢复正常状态，所有人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同年4月16日19时40分，东方红2号定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这意味着中国的通信卫星圆满发射成功。

次日下午6时，科研人员开始了通信试验，电视播报的中央电视台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色彩纯正、音色纯真，看到这一画面，大家激动落泪。

国防部长张爱萍在北京指挥所通过东方红2号拨打了新疆区委王恩茂的电话，通话清晰稳定。

对话中，王恩茂表示乌鲁木齐的百姓们正在收看由东方红2号转播的电视节目，大家很满意。

张爱萍听了后热泪盈眶，他知道“311”工程圆满落地，中国人租赁国外通信卫星的历史结束。

同年4月30日，庆祝试验通信卫星发射成功的庆典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科研人员受到了党和人的嘉奖。

这之后，研究人员继续投入到紧张的研发中，1985年10月，我国首座卫星通讯地面站建成。次年2月，中国又发射一枚331-3通信广播卫星。

这枚通信卫星的发射，使得通讯地面站的信号强度大幅度提高，中国就此彻底结束了租用国外卫星的历史。

而3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航天通信卫星事业一日千里，人们不仅可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也可在手机网络中遨游冲浪。

在使用手机、观看电视的同时，大家也要感谢周总理的“5·19指示”，更要感谢科研人员的默默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