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部“植物学”命名的专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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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物学的分支学科,植物学是指植物为研究对象,让植物为人类提供更多服务的学科。植物学的英文叫“botany”,其汉语最早出现在清朝晚期的一部生物学典籍中。此书的编译者是继梅文鼎之后的又一位数学大咖,李善兰。

谁说唯科举才有出路?

浙江海宁县自古地杰人灵,人才辈出。清朝嘉庆年间,海宁硖石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神童,名叫李心兰。虽然他天资聪慧,目成诵,但偏偏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反而酷爱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喜欢摆弄花花草草。

1820年,9岁的李心兰对父亲书架上的《九章算术》产生浓厚的兴趣;14岁时,他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由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等翻译出版)。西方侧重于理论研究的科学知识让他眼界大开。

1832年,取得秀才资格的李心兰改名李善兰,奉父之命到浙江省省府杭州参加乡试。平素讨厌八股文的他自然名落孙山。与大多数落第秀才不同的是,李善兰不但不难过,反而有种重生的感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考不上科举照样有出路。”于是,他一面拜数学家吴兆圻为师学习数学,一面在杭州求购并研究数学、草木类典籍。回到家乡后,李善兰先后写成《方圆阐幽》等数学专著,扬名苏杭。

与此同时,李善兰也致力于中国草木学和西方生物学的研究。

谁说西方科学是伪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 *** 节节败退,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开始思考兴国之路。李善兰也是其中之一。

“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李善兰《重学?序》)经过反复对比,李善兰发现,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武器精良;之所以武器精良,是因为科学发达。由此,他认为,中国要赶超西方国家,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诚心学习其科学技术。

“解决国人学习的第一要务,就是将西方国家优秀的典籍翻译过来,以期取长补短。”李善兰这样对友人说。不料,他的言论引来了不少封建士大夫的嘲讽。原来,尽管西方包括植物研究在内的生物知识传入中国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但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自雍正帝起,朝廷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认为自己是天朝,西方国家只是小国,西方的科学是伪学,于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都陷入停顿状态。尽管鸦片战争清廷丧权辱国,但士大夫们仍闭目塞听,不愿真心引入和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找到方向的李善兰毅然只身前往繁华的上海,决心从事西方自然科学典籍的翻译工作。原来,上海有一些专门出版西方典籍的书馆,由西方来的传教士伟烈亚力、韦廉臣等人创办。韦廉臣原名亚历山大?威廉姆森,出生于英格兰,为到中国传教而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进修汉语和神学。他到中国创办墨海书馆时,正缺一个既精通汉语又对西学比较认可的人。李善兰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很快,由韦廉臣口译英文原著,李善兰对原始材料凝练编辑的一批诸如《代数学》的西方数学典籍问世。

翻译数学典籍的过程中,李善兰对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德利撰写的《Elements of Botany》(中文译名《植物学基础》)一书产生浓厚的兴趣。林德利生于1799年2月5日,对植物及园艺有很深的研究。他于1928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随即担任伦敦大学的植物学科教授。他一生写了许多关于植物研究的著作,《Elements of Botany》是其代表作。

“《Elements of Botany》偏重于草木的理论研究,这无疑是植物研究的发展方向。几千年来,我国传统草木学只重实践不重理论,是应该反思了。”李善兰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把《Elements of Botany》推向中国,国人更能发现自己在研究草木方面的不足。

于是,李善兰与韦廉臣通力合作,于1858年将《Elements of Botany》翻译成中文名为《植物学》的专著,并由墨海书馆出版发行。

谁说“植物学”是西方专利?

李善兰选择“植物学”三个字作书名,是有深意的。“植物”这个词最先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周礼》一书;后来的学者们都用“草木”来代替它,并引出“草木学”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学科。日本学者则把“草木学”译为“普它尼克经”等名字。李善兰认为它们拗口,不直观,不利于传播:既然这是一门专门研究植物的科学,何不就叫“植物学”呢?

除了沿用至今的“植物学”一词外,《植物学》还创译了诸如细胞、萼、子房、胚、科等名词。尤其是术语“科”,是近代科学的植物分类理论的名词代表。由“科”入手,此书中将植物分成303科。这些词,现在的中学生在生物学课堂上也能接触到。

作为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科学的著作,《植物学》共计8卷35000多字,插图200余幅。李善兰不但在序言部分强调植物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书中正文部分详细介绍了各类植物的地理分布、内部构造、分类方法等。尤其是介绍植物的内部构造,让国人看到植物体的细胞组成情况。把植物学研究引申到植物内部,这是《植物学》具开创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植物学”西学东渐,《植物学》一书功不可没!

《植物学》的问世,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世纪末,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向学术界推荐科学典籍时,认为《植物学》是生物研究入门的必读之书。

与中国相比,《植物学》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则更早更强烈。约1860年,此书东渡日本,在足利地区(今群马县内)的求道馆翻刻再版,书名依旧;1875年,此书译名为《植物学和解》,分三册再版。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李善兰在国际数学界的广受关注,《植物学》一书越来越受国际科学界的关注,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此书让“植物学”西学东渐传入中国后,再东学西渐在西方广受欢迎,这可能是以数学闻名于世的大咖李善兰生前感觉特别自豪的事儿吧!

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陆游的《天彭牡丹记》、刘攽的《芍药谱》、王观的《扬州芍药谱》、刘蒙《菊谱》、史正志的《菊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史铸的《百菊集谱》、赵时庚的《金漳兰谱》、陈思的《海棠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陈景沂的《全芳备祖》等。其它如明代的王象晋的《群芳谱》、清代陈淏子的《花镜》等。这类著作,以赏花为宗旨,所以花的品种和品第成为这类著作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叙述了花卉的栽培方法。如《花镜》卷二的“课花十八法”可说是集花卉栽培之大成。“十八法”分别为:辨花性情、种植位置、接换神奇、分栽有时、扦插易生、移花转垛、过贴巧合、下种及期、收种贮子、浇灌得宜、培壅可否、治诸虫蠹、枯树活树、变花催花、种盆取景、养花插瓶,整顿删科及花香耐久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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