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张晓晶
年5月17日,总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重大部署。2022年4月25日,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什么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回应“熊彼特之问”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着“超前”的、丰富的经济实践和政策体系,却未能产生被称为“科学分析”的经济学理论?我把这个问题概括为“熊彼特之问”。回应“熊彼特之问”,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经济学,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责任担当。
写出一本“中国经济学”或许是每一位中国经济学人的梦想。差不多在十年前(2014年初),我就发表过一篇《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的文章。当时主要是一些思想火花,离成书还差得很远。之后,我又参加了不少与中国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如《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蔡昉、张晓晶著)、《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上、下卷)(张卓元、张晓晶主编)等,受教于学术大家,对于中国经济学也有了更多的系统性思考。就个人学术积累而言,其一,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多年,对于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与新范式宏观经济学有了不少心得;其二,一直关注中国发展模式,主持了中财办重大委托课题《适应我国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经济理论》,加深了对于“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认识;其三,参与经济体制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工作,对于改革的大逻辑也有了切实的感悟。以上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一书的基础。
从内容上来看,这本书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增长奇迹,系统梳理了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经验,突出的有五个方面:一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逻辑主线。二是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维统一,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效率的一维视角迥然相异。三是实行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为主的“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在标准的稳定化政策之外加上了规划,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四是促进地方竞争激发地方活力。这在全球语境中特别是与成熟市场经济体比较中,是非常独特而有效的发展路径。五是努力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起全部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不意味着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中国经济学实现自主的核心要义
从理论、方法上来看,全书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遵循,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和现代经济学演进为参照,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中国经验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基因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在新范式宏观经济学、中国版发展经济学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结合总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我认为,建构中国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关键在“自主”。
,摆脱“西方中心论”是“自主”的必要前提。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发展来看,都与“西方”息息相关。主流经济理论以及其所依赖的经验大都来自发达经济体。尽管主流经济学也会涉及新兴市场经济体,但这种关注往往以负面总结为主,比如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是到了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时候了,这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实现自主的基本前置条件。
第二,中国经验的独特价值是“自主”的底气所在。中国的很多做法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设想过,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没有尝试过,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不了。如果说以前对于中国经验的总结还缺乏自信并唯恐其与主流不一致,那么今天,这种“不一致”或“特色”恰恰是中国经验的价值。从科学发展的范式来讲,只有那些新鲜的独特的经验,为原有的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现象,才可能是理论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第三,问题导向以及提出中国自己的理论命题是“自主”的核心要义。无论是李约瑟之谜、韦伯难题还是熊彼特之问,大都是从世界看中国,而且是基于先发经济体的经验所提出,还不是中国自己概括提炼的理论命题。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双轨制、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是我们自己提出的理论命题,以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这构成中国经济学实现自主的核心要义。
第四,开放的体系是“自主”的命脉所系。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经济思想是开放的体系。中国经济学的“开放”不仅体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经济思想为指导,包容各类思想(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及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也体现在包容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必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会伴随着中国经济由崛起走向强盛的整个历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阅读提示——何谓“熊彼特之问”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写道: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着“超前”的、丰富的经济实践和政策体系,却未能产生影响深远的经济学理论?熊彼特关于中国经济早熟但分析滞后的困惑权且称之为“熊彼特之问”,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认中国古代商业特别是货币经济的发达,二是中国先贤未能就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推理”总结,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经济思想,用他的话说是缺乏“分析”,因此还够不上科学。